“后世的学者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从大的方面和高的角度去综合分析孝文帝迁都的原因，从而考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种原因，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也不可以忽略了感情因素的影响。”“生不能不忍受母权阴影的笼罩，死不愿葬入文明太后陵侧的陪陵，孝文帝个人的感情因素无疑是北魏迁都洛阳的催化剂。”
这是中国社科院北朝史研究专家李凭先生在其力作《北魏平城时代》中对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提出的一个全新的观点。此论说是着眼于小处，实际上还是落笔于大处，说是感情的，实际上还是政治的。
魏孝文帝拓跋宏是幸运的，他一生下来就投入了他的祖母文明太后冯氏的怀抱并得到了精心护养。从懂事起便在母权的威慑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做着他的皇帝，而这皇帝更多意义上是名义上的。在他25岁时，冯太后故去。但孝文帝依然十分理智地把握着自己，他懂得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而不应该做什么。孝文帝匆匆决定在太后陵的东北侧给自己营造规模相对小的陵墓，表示要永远高山仰止般地伴随太后，忠于太后。
至今，这两座陵墓仍然屹立在方山之上，一座在前，硕大无比，是太后的陵寝；一座在后，其陋自见，是皇帝的虚宫。
文明太后冯氏，实际上是一位女皇帝，在2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她以非凡的政治才能挫败了一批又一批的政敌，成功地推行了“奉禄制”、“三长制”和“均田制”等重大改革措施。在此期间，孝文帝虽有皇帝的名分，但却一直处于从属地位，方山的帝后陵恰好反映了这一史实。在20多年的母权专制下不消说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母后政治势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一势力决定着没有了太后的拓跋魏政权，也决定着孝文帝的命运。
正是由于有了在太后死后仍无比尊崇她的姿态，孝文帝终于在朝臣们的一片称颂声中顺利地实现了皇权的交接。
到这里，原来的太后———皇帝势力变成了真正的皇帝势力。北魏的皇权牢牢掌握在了孝文帝手中。此时的孝文帝再登山祭陵，面对大冢与小冢的强烈对比，在尊敬与服从之外，想必会滋生出另一种情绪，一种沉重而莫名的心理压抑。在此情况下，孝文帝要从这种大冢对于小冢，后权对于帝权的压抑下摆脱出来，应当怎么办？他一可以调整方山二陵的形制，缩小后陵，扩大帝陵；二可以重新选址营造帝陵，甚至还可以诛杀一批当时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太后宠臣。这些办法孝文帝都没有采用，而是选择了“走为上”，离开已经长眠于地下的冯太后，尽快从后权的阴影里走出来，于是便有了太和十八年的迁都。
过去，我读《魏书·高祖记》时，总是有一个问题疑惑不解，文明太后去世后的二、三年，孝文帝在平城又是扩建宫室，又是大修寺院，还建了明堂，起了圆丘，大有在平城成就万年基业之势，但是不知为何突然议起了迁都之事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率领群臣浩浩荡荡涌向洛阳。李凭先生的“摆脱母权阴影说”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对于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的是是非非，向来众说纷纭，就“摆脱母权阴影”的观点看，这种选择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位志在以汉族先进文化改造鲜卑政权的少数民族君主，就力求摆脱多少带有原始鲜卑部落遗风的母权制这一点而言，他的迁都都举措无可非议。离开了方山大冢的压抑之后，孝文帝确实在精神上获得了解放，且看今日洛阳市西孟津境内的长陵，帝陵在前，又高又大，后陵在后，小且矮矣。这与方山的永固陵的格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孝文帝不迁都，死后果真葬入方山太后陵之后矮小的虚宫，即使孝文帝本人接受了这份沉甸甸的尴尬，孝文帝的子孙们岂能等闲视之？岂能默然应允？后人对此又将会怎样评说？
（《北魏平城时代》，李凭著，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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